中国成为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的同时，恰恰碰上第二代和第三代核电技术更替期，要不要全面采用新技术成为困难的选择

    “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7000万－8000万千瓦。”

    7月20日，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江冰在2010年上半年能源经济形势发布会上对未来十年中国新兴能源发展规划的通报之后，有专家向《财经》记者如此透露。

    这将比发改委2007年颁布的《核电中长期规划(2005－2020年)》(下称2007规划)中，“建成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装机目标大幅提高。如果新的核电规划批准，可以预见，十年内中国的核电站建设将急速扩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潘自强向《财经》记者透露，2007规划制定之时，对于2020年将达到的目标，业内就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专家认为规划制定的目标偏于保守。

    三年后的今天，中国事实上已经超越2007规划，成为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钟情美国第三代技术

    中国在核电方面发展相对迟缓，原因之一便是在技术路线上的摇摆。核电在中国正式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最初采取自行设计、建造的模式，组成30万千瓦原型堆核电站；随后又成套购置了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核电机组。

    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核电发展问题做出“引进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的指示；次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将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必须采用第三代堆型。

    2006年，国家发改委与美国能源部签署备忘录，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招标机构选择了美国西屋公司和肖工程公司联合体作为优先中标方，引进AP1000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四台机组。

    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王秀清曾著书总结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争论：关于核电技术路线的学术主张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主建造复制、自主研发革新中国现有的第二代核电站，或者在现有主导堆型基础上，逐渐开发第三代改进型压水堆核电站的技术路线；二是直接引进美国AP1000第三代核电站，将中国核电市场优势与美国核电技术优势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当前，后一种主张占了上风。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成员郁祖盛曾经参与了AP1000的招标谈判，他认为AP1000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设计理念上都有明显优势，代表了未来核电发展的方向。

    在核反应堆方面，“代”主要以安全指数来划分，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仍然运行的大部分商业核电站被称为第二代核电站。而第三代核电站对核电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代核电厂跟三代核电厂的根本差别，就是对严重事故的预防环节上，二代核电站的设计不完整。”郁祖盛告诉《财经》记者，与第二代核电机组相比，AP1000的安全性提高了100倍。

   “空窗期”如何解决

    尽管法国的三代技术EPR(欧洲第三代压水堆)在与AP1000的竞标中落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EPR依然进入中国。2007年法国阿海珐集团也获得了广东台山核电项目两台机组的订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AP1000作为中国未来核电建设主要技术的地位并未动摇。在浙江三门核电站一期工程核岛工程合同的签字仪式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公开宣布，今后新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项目无论沿海还是内陆，都将以AP1000系列核电堆型为主。

    由于AP1000技术此前在世界上并没有应用先例，尚存不确定因素。郁祖盛认为，虽然AP1000技术中的安全系统经过了验证，但其循环泵是首次用于民用设施，因而仍须审慎对待。

    现在正处于第三代核电技术规模化之前的“空窗期”，中国核电技术该选择哪条路径？如果在建核电站多采用AP1000技术的话，对于这一代技术而言，中国属于第一批吃螃蟹者，并且可能一吃就是“几十只”——其他国家由于没有中国当前这么多在建核电项目，不会面临这么大的问题。

    潘自强认为，目前核电技术路线的争论并不在于是否需要引进三代技术，而是在于第三代技术从引进到成熟的过程中，第二代核电站是否应该限制发展。“如果电力没有需求，我们可以等上十几年再建第三代；但是电力现在有这个需求。第二代在安全上和经济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第三代技术被广泛应用)呢？”

    无论是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一期、二期还是引进国外技术的核电站，目前二代及二代加的核电站都运行良好，中国商用核电站自运行以来也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安全运行事件，并且“中国已经掌握了二代及二代加80%的核心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齐蓁说。

    然而从长远来看，限制二代技术发展有其根据。一般商用核电站的运转年限为30年左右，全世界超出400多个核反应堆在运行，绝大部分都是二代反应堆，这些反应堆在未来的30年里都将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不限制二代堆的发展，30年后很可能出现一种状况：全世界都是三代堆型，而只有中国还有一大批二代堆在运行。从风险角度看，100个第三代堆运行的社会风险相当于一个二代堆的社会风险。

    “到那时候，全世界的核安全目标全对着中国，别人会提出，最不安全的就是中国。核电决策应该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郁祖盛说。

    业界对于规划目标的争论也与空窗期的路径分歧有关。潘自强表示，内地现在暂时不允许建二代改进型，如果把这个规定放开的话，7000万千瓦的目标很快就可以达到。

    迟滞的核废料处理厂

    2009年，原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王玉庆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就说，目前核电的快速发展，已暴露出人才储备不充分、技术不够成熟、设备制造工艺低下以及核安全监管薄弱等诸多问题，因此应谨防“核电过热”。

    与其他环境保护问题不同，核安全监管必须始终由国家核安全部门进行全程监管。曾经任职于国家核安全局的郁祖盛对于中美两国在核安全监管方面的差距印象深刻：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有近4000人，而中国核安全局的管理人员，加上核技术人员一共才300多人，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还有管理经费的差距，美国每年花费约7亿美元管理104个反应堆，平均每一个堆需要4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中国全年的管理预算也不过这个数。“我们是用别人十分之一的人力、百分之一的经费在运作。”

核废料处理是又一个问题。一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每年产生20吨左右的废料，一个核废料处理厂的经济规模最少要达到800吨。中国核废料的处理正在研究开发中。目前中国已建成的核电机组的装机容量不足1000万千瓦，尚未达到经济规模。而根据2007规划，2020年中国已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4000万千瓦，若此目标实现，则每年将产生800吨的核废料，甚至更多。由此推断，建设核废料处置厂势在必行。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梁俊福向《财经》记者介绍了核废料处理的程序：“核反应堆运行完之后，动力堆的原件还要在核电站的现场冷却五年到十年，冷却后才能在废物处理厂处理。整个过程需十几年。”

    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就确定了自主处理核废料的方针，并决定建立一座大型核废料处理厂，由于厂址、名称一直未能确定，至今，业内人士习惯称这座计划中的大型核废料处理厂为“大厂”。

    梁俊福2000年时曾参加过“大厂”的研讨会，当时确定“大厂”将于2025年建成，但它从酝酿时起就争议重重。争议点包括核废料处理厂的运作模式、选址、运输、环境评价等等问题。

    法国在核废料处理厂的运行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与法国合作，然而，中法的技术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国内对于核废料处理厂的技术是全部引进、主体引进还是部分引进，直至今日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依目前形势分析，要想2025年建成“大厂”几乎没有希望。

    “核电厂只是核电产业链条中间的一段，前后还有铀资源问题和废料处理的问题，中间热两边冷是绝对不行的。”郁祖盛提醒说。